1 月 15 日，国务院通过中国网发布消息，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这面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墙”的阻隔，终于在设立 36 年后彻底消失。
正如墙隔开了资本主义西德以及社会主义东德，被简称为二线的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年建立起来的时候，也代表着当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对于未来中国应该往何处去的理解。
二线以南囊括了现在深圳市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等四个区，占地面积接近 400 平方公里。1979 年，中央、国务院批准这片土地成为中国首批出口特区，允许外资在这里投资，并给予了一定的关税减免等政策优惠。一时之间，外资大量涌入，高楼拔地而起。有数据称，从 1980 年到 1985 年整个深圳特区的建筑面积从十几万平方米增加到接近一千万平方米。在这过程中创造的大量工作岗位和获利机会使得二线以南的深圳经济特区成为了当时许多目中淘金的沃土。
经济特区的概念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不断升级，演化成国家级新区、保税区、贸易区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体制，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回到 1980 年代初的中国，经济特区无疑是极具争议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处长沈传宝在 2014 年一篇回忆深圳特区的文章中写道：“1982 年 3 月 29 日，上海一家发表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影射深圳经济特区即将变成‘新租界’，当时中央有位老同志从深圳回来后说，那里除了挂五星红旗是红的，剩下都资本主义了。”
尽管在 1978 年中国就已经确立了的整体政策，但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到的转向并不容易，尤其是需要考虑到，自建国以来整个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是在一次又一次以“”为名的中度过的，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已然是根深蒂固。
出于考虑，担忧经济特区会将资本主义到整个中国是问题的其中一方面，在实际的管理上，经济特区也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特区内部给予一定的税收政策优惠。这就导致了特区内外商品价格差异，以及由此牟利的空间。这也引起了相关方面的担忧。1981 年 7 月，中央、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明确：“特区与非特区的分界线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控制后，凡经批准进口供特区使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除烟、酒按最低税率减半征税，少量物品照章征税外，其它均免征关税。特区运往内地的货物、物品，应按一般进口的征税”。
“当时大家对办经济特区都没有经验，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期许在这一块试验田中培育出累累硕果，不想在过程中被某种将新鲜事物在摇篮里，因此需要保驾护航，通过检查等手段对偷渡引渡、走私犯罪活动进行打击，经济特区社会治安和深港边境地区稳定，支援经济特区经济建设。”曾任深圳特区检查站边防战士的谭录明曾这样回忆。
根据上述文件中“严格的管理控制”这一说法，将深圳特区内外隔离开来的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就这样被提上了日程，并于 1982 年 4 月正式动工。
这条管理线之所以被称为“二线”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谭录明的说法是，深圳特区管理线既是特区管理线，又是边境管理线，两线合一，称作“二线”。另一种说是，由于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广东与之间的边境线就被称为一线，而与一线相对应的特区管理线就被称为二线。
无论是哪种说法，特区管理线实际上是被看作是中国边防的一部分来进行管理的，因此如同许多国家的边境线一样，一堵由混凝土界桩和组成的墙将二线变成了实体。原规划长度 84.6 公里，实际建成后长达 90.2 公里，高 3 米，沿途设置了 9 个检查站，接近 200 个执勤岗楼。1983 年 12 月，二线 年，广东通过地方法规明确，“内地人员，须持写明‘前往深圳经济特区’的《中华人民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或《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
要取得这个证件并不容易。《广州日报》援引一位当时曾参与筹建二线的海关工作人员的说法，当时办理一个进入深圳的边防证，要经过单位政审、核查、办证三个程序，“当时想办一个‘边防证’，难度远远高于现在办护照。”而持有过期边防证的人一旦被查到，就有被回老家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将二线称为“中国墙”的原因。在一个的主权国家内部，在城市中心设立一道“边防线”，人为地将城市一分为二，并对来往两地进行严格的管理。在全球范围内，也仅有当时的墙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而在墙于 1990 年拆除之后，二线似乎就成为了全世界唯一一堵这样的墙。
也如同墙一样，二线的设立也始终伴随着争议。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它需要面对的是人口自发流动带来的压力。谭录明回忆称：“1987 年 6 月 20 日晚，惠东、惠阳一带的老百姓轻信，内容大概是新一任港督应诺，但凡是偷渡到的人可在三天内领取居民身份证，于是老百姓沿着通往惠深的公一走来。”
而随着深圳特区内外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压力也在不断增强。1992 年，南巡，再解了国内保守派对于的。得益于整体政策的改善，1993 年至 2002 年深圳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幅高达 25%，位居全国大城市的前列。但其中大部分的增量都来自于特区内部。同为深圳这座城市，但不属于特区的地区获益相当有限。
1992 年，全国赋予了深圳特区以相对的立法权，特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立法，以解决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由于特区仅仅只是深圳市的一部分，因此整个深圳就出现了一市两法的现象。这使得政策相对更加优越的特区内部吸引了大量的资源，而特区外部发展得多的局面。
2010 年，《新民周刊》的报道援引相关数据称：“关外每平方公里产值仅相当于关内的两成，关外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约 1000 元。龙岗区区长说，本辖区网密度不足城市规划标准的一半，每万人病床拥有量只有 9.4 张，全市平均水平是 17 张；全市每万人 14 个警力，龙岗每万人只有 6 个警力。”
此外，《南方日报》也指出：“特区外居民虽与特区居民同为深圳市民，但在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待遇迥然不同；特区内外工伤养老保险、交通管理等方面也因法律适用不一样而存在差异。”
深圳呼吁取消二线的声音也因此越来越响。1998 年，深圳市政协委员郁万钧、陈锡添首次递交提案，重新审议二线 年学者朱建国发表了《“深圳墙”何时撤？》一文，再次引起关于二线必要性的讨论。同年深圳政协会议上，许多委员指出二线的弊端：如关内关外楼价差别太大，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线上周边管理混乱，易滋生等，因此拆除“二线”势在必行。
然而，因素始终是最大的阻碍。2000 年 6 月，由国务院经济体制办公室特区司负责人为组长的“深圳二线北移调研组”来到深圳，经过一周的调研，得出结论：深圳经济特区二线暂不能撤，意义大于经济意义。2008 年 1 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再次组成调查组前往深圳等地调查二线。据称，此次调查组结论为 2017 年普选前 10 年之内不撤销二线。
这一结论维持了 18 年，但好消息是这当中对于二线的管理一直在渐渐松动。2005 年，深圳特区边防证取消，深圳居民可以凭身份证往来特区内外。2010 年，国务院批复扩大深圳特区范围，将原位于特区外的宝安区、龙岗区、新区纳入特区范围内，将二线的存在从原本上的隔离变成了物理上的障碍。2014 年，原本二线的边防人员陆续从撤出，分配到其他边防单位。所谓的二线已经彻底变成了空置的建筑和配套设施。
对于深圳人来说，这时候的二线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城市规划问题。由于深圳市共有 18 条干线道横跨二线，原二线边防建筑的存在，以及围绕其设立的错综复杂的道系统容易引起交通堵塞。此后，深圳在 2013 年启动了交通整治工程。2015 年 6 月，深圳将原本分布在二线 个检查站全部拆除。实际上，二线早已经名存实亡了。
从那时候开始，深圳对于二线的讨论已经彻底剥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2015 年 8 月，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活动探讨了二线拆除以后的空间中，交通、市民休闲、城市文化应该如何安置的问题。2016 年 6 月，10 所建筑院校把二线的更新与作为毕业设计的课题分配给学生。
而随着 2018 年国务院批复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二线背后隐含的那些问题——经济特区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侵略，社会主义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看似也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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